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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华报》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报业的影响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1-09-12  浏览次数:

  首先,《蜜蜂华报》为葡文报纸,读者对象是在澳门生活的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的租居范围仅限于澳门半岛南部的一个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即使它流传到内地,依它迥异的面目,中国官民恐怕也只能是相见不相识。其次《蜜蜂华报》是在本土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由澳门的立宪派人士创办的。它是一份政治报纸,主要服务于立宪派反对保守派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它更多关注的是葡萄牙国内革命进程、王室动态等方面的消息和本地发展的态势,而对中国的事务则比较少留意。再次,《蜜蜂华报》仅出版67期,时间为一年零三个月,且发行量不大,影响面不广,与担任在华外文报刊主角(注3)的英文报刊相比,似乎无足轻重,以至研究者在对中国的外报进行数量统计时,常常将它忽略不计,例如原来在中国国土上出版的只有中文报刊3种,外文报刊除葡文外只有英文报刊8种。(注4)但是,在肯定上述评价的同时,我们应当指出,这些评价的某些方面还有待商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将目光局限在中国报业一隅,而是将它生发开去,拓展开去,我们的结论或许会有所不同。

  窃以为,无论就信息传播而言,还是就社会发展而言《蜜蜂华报》的作用与影响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蜜蜂华报》虽然鲜为人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它却是当时中国土地上首次也是唯一的一份向国外发行的报纸。

  《蜜蜂华报》仍然不仅在澳门,而且在欧洲的森林中飞翔。(注5)

  由于《果阿公报》的编辑散布反对澳门人民的消息,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言论,并向世界说明他们的笔被玷污了(注6)

  本来我们不想为此花费笔墨,但考虑到我们这份报纸将向全世界发行,并且我们的后人也会看到我们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作出最快的反应(注7)

  众所周知,澳门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之一,从16世纪中期开埠到香港崛起的近300年间,一直是远东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港口,并且一度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海路贸易。

  通过对《蜜蜂华报》的船讯的分析我们发现,19世纪初期,澳门通过以它为中心的若干条海上通道(澳门—欧洲大陆,澳门—南美洲国家,澳门—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它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信息联系。有关中国的消息,也正是通过这些航道渐次传播到欧洲、北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

  《蜜蜂华报》以新闻形式出现的中国消息虽然不多,但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却不少,其中包括中国商人与葡商做生意的消息,中国商品在澳门售卖的信息,中国政府就有关事宜向澳门行政官员质询的情况以及两广总督差官员亲临处理澳门与果阿矛盾的全过程等等;加以新闻栏目中刊登的北京发生火灾的消息,嘉庆帝去世的消息,广东院试的消息以及暹罗、琉球等属国前来拜谒的消息等等,使晚清时代中国社会的轮廓依稀可辨。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澳葡人对中国一向恭顺有加,因而该报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对大清帝国的尊崇与敬畏之情,除了对清帝命外国使臣跪拜一事略有微辞外,报纸对中国概无贬损之意。

  这些消息以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报纸为载体,通过正规的传播渠道——远洋航运传播出去,为世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翔实、可靠的依据(比之口头传闻与小道消息)。

  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份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在它的内容总体上所占比重不大,但是对域外读者而言,它是一份来自中国的报纸,报道的是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它的名称——《蜜蜂华报》(又译《中国的蜜蜂》就昭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时的世界报业体系中,《蜜蜂华报》是独有的,无法为其他报纸取代。

  依当时报界的风气(欧美各报普遍不设记者,消息多靠彼此转载),《蜜蜂华报》是所载内容的一部分很可能为其他报纸转译(印度的《加尔各答》报就转载过它的文章),这就使有关中国的消息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

  当然,以文字为媒介传播中国信息之举并非始于《蜜蜂华报》。早在11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向西方国家介绍了中国的物产及风土民情;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利马窦以及其后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也以不同方式向外界传播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其印为专书而销行欧美者不少。(注8)但是,以定期出版物——报纸的形式向西方传播中国信息者,当首推《蜜蜂华报》。与书籍传播相比,它具有许多优势。首先,出版周期短。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本书从写作到付梓到问世,少则需要几年,多则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而报纸将这个周期缩短到以日或者周来计算。虽然一条消息从澳门传抵欧洲当时需要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用现在的标准衡量完全谈不上时效性,但是与书籍的出版过程相比,速度还是快多了。此外,报纸不但能够报道即发性新闻,还能以其定期发行的特点,使这种报道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现实社会了解的需要。

  近代报刊的出版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出版发行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蜜蜂华报》的出版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当时的中国,后一个条件已完全具备。

  在对我国自宋明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报刊出版的历史进行考察时,有关专家指出:明末清初,随着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曾一度出现过近代报纸产生的契机(注9);专家进而指出:清代中叶以后,一些以传播新闻信息为主的单页小报的出版,尽管它既非定期出版物,也不具备完整的报纸形态,却可视为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纸的先声。(注10),也就是说,早则明末清初,迟则清代中期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已经具备了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包括印刷、出版与发行方面的条件)。诚如专家所言,早在近代报纸诞生之前,出版这种报刊所必需的印刷、出版方面的条件在中国(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即已具备。否则,中国的大门被撞开之后,短时期内是不会有那么多的中外文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但是,推论毕竟只是道出了一种可能性,它还需要事实来印证。那么,是谁首先印证了这一点呢?正是远在澳门出版的这份《蜜蜂华报》。

  《蜜蜂华报》为周报,定期出版,印刷精良,有着固定的读者群与发行系统,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外观与欧美大陆的近代报刊极为相似。尽管它采用的是西法印刷术——铅字印刷,在新闻采写方面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它毕竟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份中国的报纸。而对西法印刷术的采用,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的条件。

  或许有人会说,《蜜蜂华报》固然可以使上述推论得到证实,但它毕竟是在澳门,而不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此言极是,不过,这恰恰从反面证明,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统治之中,不存在出版近代报刊所需要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蜜蜂华报》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出版,正是因为当时澳门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澳门虽然是中国领土,属广东省香山县管辖,但葡萄牙人在接受管辖的同时,也享有较大的自主权。早在16世纪,他们就仿照本土的城市自治制度,建立了自治政权,组成了议事机构,独自处理有关的行政事宜。而广东地方官员对澳门葡人历来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只要其言行不足以危害大清帝国的利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维系以顺其情。这就使澳门能够长期处在一种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而这种环境正是近代报刊出版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总之,《蜜蜂华报》的出版说明了两点:第一,19世纪20年代,中国已经具备出版近代报刊的物质技术条件,如果同时具备政治条件的话,中国人自己办的近代报刊的出现至少要提前半个世纪;第二,在当时的中国,出版近代报刊的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条件,而这个条件只有在澳门那样的地方才具备。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序幕由外国人首先揭开,此事乍看颇觉蹊跷,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的。19世纪初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但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不会自动退位的(注11)。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的那样:每一个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在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都会积极的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它的形成与巩固,为消灭敌对势力赖以生存的根基进行斗争。因此,与晚清帝国由盛转衰的运势正相反,嘉道年间的各种控制与限禁恰恰呈现出由衰转盛的势头。在经济上,清政府全面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与管理(同时也是对它的限制),不许自由开矿,不许炼铁铸器,不许商船远航等;同时罗织严密的思想牢笼,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限制人们的言论出版自由,从而使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见,当时的封建王朝虽说不上是固若金汤其控制却也铁桶般严密。如果没有外来的力量,任凭其自然发展的话,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几十年。而澳门及其《蜜蜂华报》正是在这个密不透风的铁桶上楔进的一颗钉子。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时,其国势已呈现出衰微的征兆,而当时的中国却是地大物博,人口繁庶,如日中天。经过初次的较量,葡萄牙人明知自己不是中国的对手,为了保住澳门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他们便转而采取化干戈为玉帛的政策,对中国纳贡称臣,甘愿做中国皇帝的顺民。(注12)此举深得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欢心,加上葡萄牙人在中国一向奉法唯谨,在贸易中使中国颇资其利,还多次帮助朝廷出兵御敌,他们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心目中就更加与众不同了(到了清代,它已被视为内附之夷)。正是因为有了上述种种铺垫,才会有葡萄牙人在澳居留,其自治政权才会得到认可,进而也才会有《蜜蜂华报》的创办。

  尽管葡萄牙人是利用欺瞒和贿赂的手段在中国取得居留权的,尽管百十年来他们小心翼翼地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突破与挑战(《蜜蜂华报》更是对封建舆论的突破与挑战)。因为他们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如同其欧洲部分一样,他们在澳门施行的一切——包括经济制度、政治管理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一份内容和形态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报纸,就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由此可见,葡萄牙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身份完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这场革命性变革的。

  澳门这颗钉子虽然小,意义却非同寻常。它意味着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已非铁桶般严密了;它同时预示着封建势力与资本主义势力的此消彼长,预示着社会更替的日渐临近,预示这晚清帝国这座封建大厦的行将坍塌。

  从宏观上看,澳门这个国中之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新闻出版活动)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日渐强盛的英国有着巨大的魅力和明显的示范效应。

  如前所述,由于葡萄牙与中国特殊的关系和背景以及清政府所采取的有区别对待外夷的政策,在澳葡萄牙人能够享受到一般外夷享受不到的种种便利与特权(包括贸易上的便利与优惠,行政、司法方面的特权等)。这不但使未能沐的恩典的英夷、法夷等垂涎三尺并耿耿于怀,同时在客观上也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参照,以至日后他们用武力轰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也理直气壮地要求割地一块(其面积、地貌特征等均与澳门相似),以全面享受葡萄牙人两个半世纪以来在中国享有的各种权利(当然,作为武力征服者,他们的要求只会更多)。英国人割占香港的原始动机,就是为了攫取与葡萄牙人同样的权力。(注13)

  对于澳门,英国人窥伺良久。早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英国的10艘兵船侵犯安南,被安南人击退,他们转而来到广东洋面,企图夺取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得落荒而逃。两年后,英国人卷土重来,并一度占领了除大炮台以外的整个澳门。消息传到紫禁城,嘉庆帝斥责道:天朝宝土,夷人久怀觊觎之心,今若让其占据一岛,久则外夷纷起效法,此风断不可长。嘉庆下谕,令两广总督调集大军围困澳门,断绝饮食及贸易交通。英夷不战自溃。(注14)

  夺取澳门不成,英国人遂将目光转向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港。1839年,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上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说:我们还需要一个海口,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于防守。它是山地,但已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的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个地方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中国政府便无法干涉它的船只将茶丝运到我们的船来。(注15)至此,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贸易港口和立足点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从英国人始而窥伺澳门,终而割占香港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它对中国诉诸武力及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的。它要仿照在澳葡人的自治模式,建立一个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真正意义上的国中之国,以全面享受它在国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政治、军事、贸易等方面的权利以及自由办报的权利。而后一种权利对他们来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1807年9月4日立志为英国海外传教事业献身的马礼逊自美抵澳。刚到这里,就遭到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人的敌视。该地政府限他迅速离境,无奈中,他只好暂时离开那里(后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重返澳门)。按照伦敦布道会的指示,马礼逊原打算在澳门或者广州建立基督教(新教)中文出版机构,并向内地辐射,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明令禁止以及在澳葡人的竭力排斥,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个打算,而将印刷、出版活动转入地下。马礼逊和米怜清醒地认识到,要在广州或澳门建立对华传教和出版基地是不可能的。(注16)在米怜的建议下,他们最终将这个基地建在了马六甲,并在那里创办了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对于马礼逊和米怜来说,马六甲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不得已的选择。它虽然离中国很近(注17),从广州出发到达那里却也需要35天的航程。时空的距离必然会给报纸发行带来若干的不便。关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发行方面的情况,有资料记载说,该报阴历月初出版,免费赠阅。愿意读的人可于初一至初四向米怜处领取,外地华人需要,函索即寄。同时也借友人通信游历船舶之便,以传布于南洋群岛、暹罗、安南各地华侨荟萃之区,而中国更境内亦时有输入。(注18)可见,这份报纸传入中国的数量及其对中国读者的影响都是十分有限的,远没有达到伦敦布道会预期的目标。之后该会在南洋地区又连续出版了两种中文报刊(《特选撮要每月记传》和《天下新闻》),情况也大抵相同。

  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外国传教士利用清政府管理上的漏洞,在中国境内出版了几份中、外文报刊,如郭士立《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马地臣的《广州记录报》等,但它们皆为非法出版物,且大都随办随停,变动不居。(注19)

  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就是因为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缺乏安身立命的场所和出版报刊所需要的稳定的环境。如前所述,这样的环境当时只有在实行自治的澳门才具备。对洋人办报而言,《蜜蜂华报》起着一种示范作用。因此,英殖民主义者企图随心所欲地创办报刊、对中国民众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摆脱清政府的束缚,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条件只有靠武力创造。鸦片战争后洋人报刊的大量涌现,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尽管《蜜蜂华报》是一份葡文报纸,尽管它小得让人常常忽略不计,但是,就其历史地位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而言,就其角色的不可替换性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任何一份报刊——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能与它相比,因为它同时占据了三个第一: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刊,它是洋人在中国领土上创办的第一份外报,它同时也是即将回归的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